2022中基透明指数FTI公布，再看信息透明与“信任风波”

 

信息公开透明是基金会与公众、捐赠者进行沟通的基础,也是公益行业良性发展的根本。

12月23日,随着“多维度解锁透明公益——中基透明指数FTI2022发布会”在线上召开,中国基金会的透明度大考“成绩单”也新鲜出炉。

中基透明指数FTI是一套综合指标、权重、信息披露渠道、完整度等参数,以排行榜单为呈现形式的基金会透明标准评价系统,自2012年发起至今已十一年。作为一套工具性指标,它不仅能够从分数上体现中国基金会信息公开透明的现状,也逐渐成为基金会优化内部运营管理、与外部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的工具。

本次年度大考中,非公募基金会的FTI平均分有所上升,公募基金会的平均分略下降;满分基金会数量增加了近四成;信息可触及率有所上升,但总体数字化水平仍较低。

“中基透明指数FTI对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杠杆作用。”穿过数据看中国透明公益的发展,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名誉理事长黄浩明评价道:“公益最重要的就是信任,而信任的基础就是透明、公开、公平、公正。透明公益已经成为中国公益慈善发展的重要动力,成为慈善组织规范治理的重要手段、公益慈善项目的引领导向和公益人行为的基本标准。截至今天,根据民政部数据,基金会数量已经达到9335家,慈善基金会在社会组织中占据重要地位,慈善基金会的透明公开也将影响其他社会组织的规范发展。透明公益将推动公益慈善事业健康走向未来。”

满分基金会数量增加,北京地区表现良好

根据今年的观测结果,今年的满分基金会有222家,数量比去年增加了15%,在90分以上的基金会中占比为61%。大型基金会在观测基金会中占比为12%,但在满分基金会中占比为32%,体现出头部基金会对于信息公开透明的重视程度更高,马太效应愈加显现。

“如此大幅度的满分基金会的增加,说明了在外部政策及内部要求的多方面影响下,有更多基金会更加重视信息公开方面的工作,这不仅仅是对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对整个公益行业的公信力建设更加有利。”北京恩玖非营利组织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璐分析道。

而从更多维度观察行业信息披露发展变化,可以发现,基金会信息的可触及率有所上升,但总体数字化水平仍然较低。按照中基透明指数FTI的规则,需要基金会有官网或网页,且能够有效打开。今年在观测期内官网有效的基金会2561家,比上年增长了6%,占基金会总数不到1/3。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基金会的官网/网页的建设率最高,近90%;其次是北京市的基金会的官网/网页建设率56%、上海市45%,而在民政部及北京市登记注册的基金会信息公开程度在全国也是多年持续排在前两位的,说明在公开透明的意识及政府推动方面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事实上,从注册地来看,北京市今年也保持了一贯良好的优势,不仅整体排名上升,平均分也有提高,除了民政管理机关的监管力度与推动支持,也体现了北京市市属基金会对信息公开的较高认知。但是,受疫情影响,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排名下降明显,个别基金会大省如浙江、江苏等不仅参评数量少,得分也低于全国。

而在信息公开的主动性方面,仍以被动为主。不过,来自于基金会官网的基本信息今年得分率为43.16%,高于2021年的39.73%;同时,较于上年,今年公益项目信息完整(指FTI满分、官网上有单独栏目页面说明项目进展,并且本年度公益项目支出之和与公益事业支出相等)的比例明显增加,有更多基金会在官网设置了项目专栏并公开项目进展,说明基金会公开的主动性有所提升。

但在581家公募基金会中,仍有近31%的基金会没有在慈善中国上公开“募捐进展”,40%的基金会没有公开“募得款物使用情况”。对此,黄浩明也遗憾地表示:“慈善中国公共平台是展现透明度的重要平台之一,但不少基金会并没有充分利用好该平台,平台上的披露还有待提升,平台上的公益项目质量尚待加强。”

今年还新增了“项目评估报告/阶段报告”这一倡导性指标,公募基金会有22%的基金会公开了该项指标,非公募基金会为14.5%。王璐称:“推出该项指标的目的在于推动基金会加强在公益有效性上的意识,倡导基金会不仅停留在做了哪些工作,更要说明受益对象有什么变化,对于社会议题有哪些改善,向捐赠人和社会公众说明公益慈善活动的成果与影响。”

“另外,在今年的报告中还有着可喜的发现,纵观残疾人、青少年、妇女、红十字系统的参评基金会,他们的信息公开都做得较为规范。还有6家基金会今年首次参评即获得了满分。”王璐说道。

信息透明与“信任风波”

数据之外,仍要回归信息公开透明本身。在今年的观察报告中,全国68.85%的基金会尚未纳入观测范围,这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我国公益信息透明发展尚不足的佐证之一。

那么,既然公开透明是公益的生命力所在这一点已经成为行业共识,为什么公开度仍然不足?

不是不想公开,而是公开能力不足。北京春泽社会服务能力促进与评估中心主任刘程程指出,有的基金会想公开,但仍会被“有不好的评价怎么办”“能不能公开”“公开到什么程度”等问题困扰。

“其实很多基金会并没有所谓的问题或者猫腻,但往往担心引起误解或担心公开的数据被攻击等,就产生了顾虑。公益行业天然承载着道德感,如何从‘一群圣人做一件圣事’向‘一群专业的人做一件专业的事’转变,这个过程不仅是心态的调整,作为行业,需要一套共建的机制去给予更多支持。在过往的所谓丑闻中,我们能看到一旦风险发生,某个人或者某个基金会成为千夫所指,但行业没有能力帮助他,或许圈内人以及很亲近的捐赠人了解事情的背景,但公众并不了解。其本质就是因为信息太隐秘,所以才有‘被爆’的价值,如果都摊开来晾在那,可能就没有了。”

基于此,进一步看,行业缺少一个疏解的渠道。“比如面对质疑,行业是否可以通过特定程序去调查取证,是否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第三方或行业性组织能帮助大家向公众澄清,或让质疑者和被质疑者通过某种方式达成和解。这也需要一套行业体系支持大家。”刘程程说道。

谈到“风波”,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是有发言权的。

作为一个“名人”基金会,免不了“招黑”,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秘书长王增娟坦言,恰恰是因为信息公开,在遇到质疑风波时,公众、媒体会去官网一探究竟。“大家会发现原来他们的工作做得还可以,并不是像网络谣传的那样。所以,我们其实是信息公开透明的受益者,从基金会成立的第一天到现在,我们都非常重视信息公开透明的相关的工作。当然有时候,有些风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提示,更多地还是要回应社会公众的关切。”

而从更宏大的站位,党的 二 十 大 报告全面系统深入地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提出了“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在黄浩明看来,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正迎来了透明公益发展的良机,因此要加大慈善事业的促进力度和优化慈善行业的治理格局,同时,要规范和促进网络慈善,加强一级慈善和重视社区慈善,加强“五社联动”。

具体而言,“建议各级政府、业务主管单位应全方位重视透明公益,将中基透明指数FTI纳入国家基金会平谷体系之中,纳入政府购买基金会服务范围;公益慈善基金会方面,则要将透明公益纳入组织内部治理的议题,纳入日常工作,纳入监事会的监督重点和工作人员的行为准则,成为他们未来发展的最重要的考量标准。”黄浩明说道。(华夏时报  周南 文梅)